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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百生涯回顧 在學術與應用之間 — 社會工作學系曾敏傑 副教授 <85期校訊>
   
 
  曾敏傑副教授近照
   
秘書室要我幫校訊寫個文章,我想他們一定面對邀稿的困難,才會找上我這個資淺的老師吧!還好基於社工傳統的助人精神,就信筆寫來,不過犧牲幾個小時的睡眠。只是,與其討論嚴肅的學術研究(我想全校不會超過十個人對我的研究有興趣),不如談談個人過去的生涯點滴,也談談生涯中的轉折、困惑、與摸索後的出路,或許對於同學們有所啟發、也可增加同事間的認識。

一、 童年往事

我成長在台灣最中心的南投縣,這樣的地理位置,讓我從小就體認到台灣山川之美,加上父親當時在省公路局擔任駕駛員,也就經常跟著車跑遍水里、日月潭、霧社、埔里、台中等中部縣市,增加我小小心靈許多的視野與見聞;至今我都還記得當時在台中看到「光華號」火車時的喜悅、在日月潭感受蔣公避暑時森嚴的氛圍、進出雄壯景奇的中橫公路、以及在霧社進入原住民部落的奇特經驗。當時公路局是國營事業,員工福利算是不錯,還能拿著員工眷屬通車的Pass全省走透透;成年後,也喜歡在國外開車長途旅行,多少也跟小時候周遊中部四縣市的經驗有關。

為什麼會走上社會工作這條路?想想小學時就已經有熱情親和的特質,回顧起來,也是順理成章、毫不勉強。還記得班上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他從小父親過世(這樣的失親家庭當時很少見),母親在市場邊做裁縫辛苦度日,而每到班上要「遠足」時,他母親為了省錢都不讓他參加;我就經常邀集班上幾個死黨,到同學家去游說他母親,好說歹說、死皮賴臉、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每次總能說服他母親放他與我們同行,這與後來在社工談社會倡導時,講究的精神與策略殊無二致。

二、 初識青春

從鄉下進入台中一中就讀,簡直就是進入大觀園,與台中市國中畢業的同學相較,我們實在太純樸了;還記得同學們帶我去訂作喇叭褲、好奇的學麻將、喝廉價的烏梅酒、在戲院裡試一根進口的More洋煙後頭昏腦漲的情形。除了高中最後一年轉社會組K聯考太辛苦外,高中的生活還真是多采多姿。

現在想想,當時的台中一中早已經大學化了,特別是活躍的社團與自由自在的氛圍。高一時同學們為了逃避無聊的升旗,拉著我去合唱團試音(因為合唱班可利用升旗期間作練唱),結果我卻變成合唱班的超級男高音;後來代表學校參加台中市藝術歌曲比賽得了第四名,前三名都是台中女中和曉明女中準備考音樂系的女生,同學們就戲稱我是男生組冠軍;後來在中興堂畢業典禮時,軍樂隊指揮吳博厚老師(當時被我們戲稱潑猴),就安排我在開幕式中solo校歌,應該是很像張惠妹在元旦唱國歌的心情與感覺。

為民進黨編製許多暢銷競選歌曲的詹宏達,當時是東海大學音樂系的學生,也擔任我們的指揮,曾帶領我們合唱班南征北討,為學校拿下許多全省合唱比賽的冠軍,在畢業前也在中興堂辦了一場合唱公演;而在那個民歌風行的年代,我和班上三個同學也合組男生四部,自作歌曲、自彈自唱,還在園遊會中賣票開演唱會,結果還被一個同學的母親請上警廣節目作空中演唱,而現在這些同學們也都當了大老闆、律師、藝術家了。在獨唱和合唱的訓練過程中,讓我深刻體會「自我」與「團體」間的角色扮演,也瞭解「幕後」與「幕前」的分工搭配,對於我的人生是有重大的影響。

更瘋狂的是,在那個山難頻傳的年代,高中登山社團不被允許,只好轉為地下社團,我還被學長們選定接棒,擔任「中一中神龍登山社」的社長;於是週末常瞞著家裡,又在中部的山上進進出出,九二一大地震的震央「九份二山」還是我們走過的山頭;也曾經二人冬天登雪山、三人登南湖大山與中央尖山,還規劃三人縱走聖稜線,還好沒去成,否則我看這篇文章也沒機會寫了。

聯考前半年埋頭苦讀,吊車尾考上文化經濟系,談了個小戀愛,結果自己當了會計學和微積分,還失戀了;現在想想,失戀還真是人生必要的挫折經驗,只是我們當時淋個雨,事情就過了,不像現在的學生,有時令人操心。於是收拾起難過的心情,又投入社團中療傷止痛,果真傷痛不再,還磨練出組織領導與協調辦事的能力。這期間又加入華岡合唱團,而歌手小百合就是我們當年女高音的枱柱;後來也擔任鄒容學社的社長和研究生幹事會的總幹事,在舉辦演講、參觀、大會,在與社員、幹部、輔導老師溝通的過程中,都提供了許多絕佳的自我學習機會,也得了不少的榮譽;也因此,我總鼓勵同學們要多參加社團,不要光讀死書。

三、研究啟蒙

因為參加許多社團活動的關係,很自然的也就嚮往救國團服務青年的工作,而在當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氛圍下,也就隨之考取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班就讀。等到研究所二年級面對撰寫論文之際,心想過去從未專注學術研究,而這本論文將是人生中求學的最後註腳,何不好好面對呢?恰巧當時正是國內學術界熱衷討論經濟發展如何與社會發展均衡發展之際,社會學界帶回美國1960年代對於經濟發展後果的省思,於是社會指標、社會福祉、社會會計、生活品質指標的討論頗受學界重視,於是我試圖從140項客觀的社會指標中編製綜合指數,以監測台灣自1974至1993年間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變遷。

為了完成這篇碩士論文,我整整花了兩年時間獨自摸索,跑遍國內各大圖書館搜印相關文獻與書籍,並從官方各項統計資料中費力的搜集相關統計,而後來也把研究結果發表在政大社會學報和台銀季刊等刊物上,對我當時這個小小的研究生,實在是莫大的鼓舞。這個過程中雖然也犯了許多研究生常見的錯誤,但卻讓我重新認識學術的內涵,發現獨自探索中的趣味,更重要的,也發現了自己另一項潛能--原來我也可以作研究。後來服完預官役後,又考回文化大學中山學術所博士班,同時也在中壢萬能工專擔任講師,兩年後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後,感覺國內研究方法的訓練不足,於是在1989年便與內人結婚後一同赴美留學,並從新從威斯康新大學社會系的碩士班開始讀起。一篇小小的碩士論文,開啟我學術探索之門。

四、軍中憶往

大學畢業時曾考取政戰官,加上後來有三研所的薰陶,於是預官役也就被挑選擔任少尉政戰預官,下部隊後在岡山的空軍機械學校擔任政治教官,負責講授通識課程。當時空軍非常重視教官的養成,還必須先接受三個月教官的專業養成訓練,試教合格後方能取得教官證書,而那時官校的唐飛校長還兼任我們教官班的班主任。

那期間我也被挑選為國防部三民主義巡迴教官,但是想想在空軍機校每天可以上下班,傍晚還可以打羽球健身,晚上還可以自己讀書進修,因此也就婉拒了這項機會;但現在想想,這可能是一項錯誤的決定。由於台灣的立法院當時正發生朱高正委員的炫風,國會每天都有熱鬧的新聞發生,而我們寶貝的朱委員年輕時也擔任預官,就在空軍機校擔任警衛連的輔導長,於是他老兄在立法院鬧得越厲害,我們這梯可憐的預官日子就更慘了,因為長官們都以為我們退伍後就跟朱高正一樣,據說信件都要被偷偷檢視、上課內容還要被監聽。偏偏我上課總喜歡給同學一些啟發與課外資訊,例如就拿當天的新聞當活教材、分析政治形勢與民意調查、鼓勵同學自由思考等,這對於我們研究生是極為稀鬆平常的事,但卻仍是當時軍中的禁忌。

於是我們政治教官組的中校主任教官就訓誡我,上課尺度若是太開放,他就要讓我沒辦法出國留學,這就是1985年左右的政治氛圍,國會正面臨全面改組之際,軍中愈是更加保守。此外,當時大陸飛來一架米格機,空軍想必看我血統純正、忠黨愛國,於是要借調我去總部擔任反共義士的伴讀,只是機校可能怕我帶壞了反共義士,也就婉拒了這項借調,讓我就近看管吧。一年多的預官役,認識了南部的艷陽、學了羽球、吃盡了岡山羊肉,最後這個調皮搗蛋的預官還是考上博士班、還是順利的出國留學去了;而現在2007年,再也不會有人來監聽我上課了。

五、美國深造

1989年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Madison)社會系讀碩士班,在冰天雪地中接受最典型的美國式學術訓練,從碩士班入學、碩士論文、博士班入學、必修、選修、兩門資格考試、一次口頭資格考試、博士論文計畫口試、博士論文口試;層層關卡,直到1997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方有餘力與心情去體驗這個美麗的大學城,也方才體驗學術殿堂之美,與其依附的制度與傳統。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社會系一直是以計量訓練見長,更由於教授間好幾個世代共同傳承研究,早就形成社會階層與不平等研究中知名的威斯康辛學派,致力於社會地位取得的研究,試圖瞭解家庭如何透過教育期望而影響教育成就,而至最後影響到工作的不平等。這個學派從1960年代的William Sewell 開始,而依序傳承至Archibald Haller 、Robert Hauser 、John Logan等人;從1960年代調查威州高中生的家庭與學校資訊,並就同一群體長期追蹤好幾個時間點,使得資料可以分析跨生命週期的相關議題,如家庭、教育、就業、健康等;如今當年的高中樣本都已是垂垂老矣,而研究者也已歷經四個世代,光從這樣的資料特性、研究傳承、與系所傳統,就可瞭解其學術分工之精細、議題累積之久遠、以及研究團隊的完整,這都是國內學術界短期間做不到的目標。

我的研究師事Archibald Haller教授,他當時給我很大的研究空間,主要在使用台灣勞動市場的資料,分析勞動市場結構如何影響薪資的不平等。而延續這個方向,我後來的研究多著重分析個人與結構因素如何共同型塑了社會的不平等,以及其過程機制為何。

六、從研究到行動

普遍大學教授的義務包含教學、研究、和服務,過去我十幾年來的教學生涯似乎在比重上也順著這樣的秩序在調整,例如第一年在大葉大學任教,因為地點偏遠的關係,師生關係最為緊密,忙著教學也就來不及。接著在中正大學任教六年,因先設立研究所之故,帶領研究生作計畫與論文是重心,至今都還很懷念與研究生們努力到半夜,然後一起去民雄吃宵夜的情景;算算在中正也帶過15個研究生作論文,其中有的出國、有的讀博士班、有的當公務員、有的就在私人公司上班,看到學生們開始嶄露頭角,也是作老師最感安慰之事。

來台北大學雖然只有三年多,但也已熟悉學校與學生的特性,而由於區位的關係,也顯得在社會服務上的機會較以前為多,例如在政策上有較多參與職訓局與國健局的機會,提供一些政策參與的意見來幫助失業者與病患;而在民間基金會的社會倡導部分,我也曾擔任罕見疾病基金會創會的執行長,將一個新生的非營利組織經營到35個專職同仁的規模,而五年前參與催生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並義務兼任副執行長,目的也是要倡導回歸以人為本的醫療環境與非營利的精神,讓病人可以得到更人性與安全的治療。

過去我的研究議題主要是探討不平等的現象,面對的是眾多的理論、數字與模型;現在我的行動卻是如何降低不平等的程度,關注著罕見病患、失業者、與中高齡者;從研究中我找到強而有力的知識,而在以知識為基礎的實踐中,我也看到社會因而改變。年近半百,量才適性,我開始越來越明白,一個豐富的校園,需要容納各種不同典範的老師,而我們都是其中之一。


※ 曾老師小檔案
現職: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兼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Madison)社會學博士
經歷:罕見疾病基金會創會執行長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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