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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心得分享—葉欣怡助理教授
   
 
  葉欣怡助理教授
   
學術心得分享—葉欣怡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集體記憶、國家認同、劃界工作、認知與文化
學歷:政治大學社會系學士、臺灣大學社會系碩士、美國Rutgers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

回頭想想,認識社會學且愛上社會學應該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情。高中時偶然知道有社會系這樣的系所,當時懵懵懂懂,檢視了開設課程與要求,只覺得「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等都列為必修,感覺很划算。」當時便決定把社會學列為自己的第一志願,後來也順利進入政治大學社會系就讀。真正被社會學的魅力所吸引,是在顧忠華與劉雅靈老師的課堂中。每每上課時,我和男友總是坐在講台正前方,拼命的抄著筆記、巴不得把老師所說的字字句句複製下來,回家才能細細品味;下課後,我們便會到政大書城購買一堆相關書籍閱讀,並且相互討論心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們經常會窩在圖書館念書、並印一堆期刊論文參考。當時的我便經常跑到社會學第一大期刊AJ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成排紙本裝訂冊書櫃,逐冊找出來翻閱、複印。我對於社會學的基礎認識便是從如此這般對於社會學的熱愛之中積累。

有趣的是,當時的我,並沒有認為自己非得繼續往上攻讀碩士學位,而是因為男友的鼓勵,才決定報考研究所,後來也順利考上多所研究所。原本我打算繼續留在政治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但劉雅靈老師強烈建議我換個環境,或許可以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所以才選擇到臺灣大學社會系就讀。在三年攻讀碩士的期間,我認識了直到現在都影響我很深的林國明老師、陳東升老師與陳志柔老師。除了在學術領域上的指導外,這三位老師總是在我人生的重要階段給予建議與指引,我經常戲稱他們幾位都是我人生的「燈塔」,讓我不致在人生迷航。我的碩士論文主題是台獨論述與民進黨轉型。蒐集資料的過程極為繁冗,由於必須查閱1940年代開始的報紙資料,再加上那個年代還沒有如同現在便捷與周全的資料庫系統可供查詢,於是有一段期間我每天都必須到臺大圖書館報到,透過膠捲來閱讀與印製資料,有時則必須從快比我高的報紙紙本裝訂中翻查相關資訊(現在想來也是頗有滋味)。碩士論文後來很幸運的獲得了臺灣社會學會與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的碩士論文獎。

碩士階段接近尾聲的某一日,我到碩論指導老師林國明的辦公室聊天兼道別,老師突然詢問我接下來的人生規劃。或許是對於我的沒有規劃感到訝異,林國明老師開口邀請我擔任他的專任研究助理。對於一個人生沒有規劃的人來說,這樣的邀請自然是百分之百的好消息,於是我便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研究助理生涯。林國明老師打的算盤則是希望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擔心我一旦離開學校環境便會忘了此事,於是索性讓我繼續擔任研究助理。一開始的研究助理生活並不那麼有意思,我先處理了幾個研究案的尾聲,接著助理生活就呈現散漫沒有焦點的情況。對於熱愛忙碌的工作狂來說,這樣的生活狀態讓我感到無聊:逛網路拍賣、蒐集娃娃和兼差翻譯社會學著作便是這個階段萌生的習慣!所幸,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後,陳東升老師與林國明老師恰好開始要在台灣推廣審議民主的參與模式,而擔任審議計畫專任助理者,正是我的男友,於是於公於私,我都竭誠樂意幫忙,遂開始投入審議民主的計畫案媕Y!

推廣審議民主的過程雖辛苦但充實。我們團隊一開始引進的是公民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這種審議參與模式強調讓參與者在知情(informed)和說理的討論中,盡可能對於具備爭議性的公共議題提出二十位公民小組的共識。儘管在其他國家公民共識會議已經行之有年,但2003年初次要在台灣推行時,我們只能透過閱讀網站上其他國家的辦理經驗來自行摸索。從議程的排定、參與者的召募、可閱讀資料的撰寫以及各式宣傳文宣與說帖的撰寫等,都是處於邊做邊學的階段。第一次辦理的是以全民健保為主題的公民共識會議,當時是二代全民健保的規劃中,成立了公民參與的組別,希望能夠將一般民眾的意見納入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賦予民眾發聲權。第一次的辦理經驗相當不錯,我們透過結構式問卷與會議前、中、後的深度訪談來蒐集參與者的意見。我們發現民眾對於有機會更加了解公共政策與提供自身的意見都感到光榮與興奮。於是,在那之後的數年間,我們的審議團隊和許多政府單位合作,針對多個具有爭議性的議題辦理公民共識會議。舉例來說,我們辦理過代理孕母公民共識會議、高雄跨港纜車公民共識會議、基因科技公民共識會議、全民健保公民共識會議、青年能源運用公民共識會議、產前篩檢公民共識會議等。此外,我們也嘗試引入其他的審議討論模式,像是審慎思辨的民調以及願景工作坊等。

在這些推廣公共審議的計畫中,我扮演著極為多元的角色。作為研究計畫案的專任助理,必須邀約專家學者、團體代表,並負責公民小組以及執行委員溝通,有時也必須撰寫可閱讀資料,以及投入會議流程規劃等行政事宜。在公民共識會議正式登場時,我也負責會議的主持與紀錄等工作。這是因為我們逐漸發現,審議會議的主持人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必須是理解審議精神、願意積極聆聽、以及善於意見整合者才足以勝任。於是,我便成為多場公民共識會議的大場主持人,陪伴著公民小組們進行深入的意見討論,並協助產出大家都樂於接受的結論報告書。甚至,由於我在多場公共審議會議中同時兼具主辦人與主持人的角色,後續則被青輔會邀請擔任青年國是會議與審議的培訓者。其目標便是希望能夠培育出更多具備審議會議主持與主辦技巧的後浪。

推廣公共審議的相關計畫案著實讓我忙碌了好一陣子,生活極為緊湊。但林國明老師緊接著鼓勵我同時必須準備申請出國留學的相關考試與文件。事實上,當時的我認為,不如留在台灣繼續攻讀博士,沒有必要一定得赴美求學。但林國明老師極為堅持,認為我應該出去闖盪與學習,我也才在這樣的情況下做各種準備。第一次的申請結果,我拿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入學許可,但可能內心仍無法接受赴美留學這樣的生活,儘管人都到了明尼蘇達,但我卻(調皮地)決定不到學校報到、直接返台。「逃」回台灣後,我繼續(若無其事地)推廣公共審議,直到隔年與男友結婚、陪伴他到美國Rutgers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才正式為我的研究助理生涯畫下句點。換言之,婚後我隨著外子到美國留學,我自己是打算以家庭主婦的身分陪讀;不過為了賺點零花錢,我也兼職學術書籍的翻譯工作,此外則是利用看韓劇、日劇的閒暇時光,做點美國代購(不是自誇,當時我的生意可是嚇嚇叫)。或許是因為看我的生活太過悠閒,外子以「反正你已經在美國了、未來我一份薪水養不起妳」這類理由說服我再度申請社會學博士班。第二次的申請我鎖定在紐約一帶的學校,很幸運地取得多間學校的入學許可,其中第一首選自然是外子正在就讀的Rutgers大學。如此一來,我便從他長年的同班同學,變成學妹了。

進入Rutgers大學讓我體驗了一場極為愉快的求學旅程。我遇見了Eviatar Zerubavel,Ann Mische,Paul McLean,Catherine Lee,和Yael Zerubavel等多位學者,除了他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外,他們也給予了我許多鼓舞,讓我對於自己的研究懷抱信心。在這個如同家庭的program中,儘管我不是一個積極參與系上活動的人,和多位老師們的私下互動總是溫馨與友善,他們總能給我最適切的建議,讓我不致在博士求學生涯中遭遇挫折與不安。其中,Eviatar老師所創設的認知社會學(cognitive sociology)更是成為我觀察社會世界的重要取徑(approach)。原本我的碩士論文主要是以制度論的取徑討論民進黨轉型,在遇見了Eviatar後,則是轉而偏好以微觀、互動的角度討論社會現象。這是因為Eviatar本身便是師承Irving Goffman,因此自然擅長互動觀察與社會模式的討論。對於這樣的轉變,我是感到極為開心的。七年的博士求學生涯中,除了讀書與寫作外,我也持續必須從事教學的工作(擔任TA)。儘管對於用非母語教學感到誠惶誠恐,但其實這也有助於我累積教學經驗,這也使得後來回台後,正式開始教職時,在教書這件事上還算得心應手。而美國的學生們也透過評鑑給予我肯定,因此我也連續取得數個學期的教學優良獎。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是集體記憶與社會認同,我以雙十節為例,討論雙十節的慶祝儀式、相關論述、身體記憶、義肢記憶、被發明的傳統等多元記憶模式是如何製造人們的中國認同。換言之,以記憶研究的角度切入,去說明記憶如何左右人們的認同。我也提出了記憶工程、記憶翻新、記憶校準等概念工具。當然地,儘管集中於探討集體記憶是如何透過各種記憶技術加以製造(invent),我也指出,記憶的製造與接收是不同的層面。且儘管再嚴密的記憶製造都無法確保接收者的百分之百接收。於是,我的論文中也延伸討論了集體記憶所持續遭遇的挑戰、記憶敵人的存在、記憶工程(mnemonic engineering)的持續調整與改變等動態變化。我的博士論文後續改寫為兩篇文章,分別在Symbolic Interaction以及Memory Studies期刊發表:前文強調的是雙十慶祝儀式與被發明的傳統如何製造國家認同;後文則側重於說明國慶演講等敘事與故事如何製造國家認同。

事實上,除了集體記憶與社會認同的主題外,我針對其他幾個主題所撰寫的文章也陸續被學術期刊所刊登。其中刊登於Qualitative Inquiry的文章,是以英國第一個素食團體的興起為例,說明先邊界、後實體的社會運作邏輯。刊登於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的文章,則是討論台灣自1949年至2008年間所經歷的三波官方民族主義。此外,我蒐集超過一百本的美國素食雜誌(Vegetarian Times)作為資料,討論素食主義者(vegetarians)、純素者(vegans)以及肉食者(meat-eaters)之間的三團體劃界關係,則刊登於Food, Culture, and Society。而我應用STS學者的「邊界物」(boundary objects)來討論審議民主中的合作關係如何可能的文章,則刊登於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期刊。目前我的研究興趣則轉往討論記憶與認同的轉變、審議討論中的劃界工作等面向。

儘管在美國的求學生涯著實令人懷念,但因為我所關懷的是台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議題與現象,因此畢業之際並未選擇留在美國尋職。這趟赴美的異地求學生涯,我和外子除了雙雙帶回社會學博士的畢業證書外,也額外帶回了一個五歲半的可愛小女兒。我們一家三口於是在2014年返台,我和外子也各自在學術界覓得職位,在眼下諸多流浪博士的困境中,我們無疑是極為幸運的。我首先在中央研究院的社會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在短暫擔任博後的七個月中,我便是將博士論文改寫投稿,並著手幾個自己感興趣的新projects。

2015年2月,我正式轉任臺北大學社會系的助理教授,加入臺北大學這個大家庭。能夠進入到臺北大學社會系我感到格外興奮,因為我的同事們都極為優秀,無論在學術研究和教學的層面上,都值得我仿效與學習。更重要的是,同事們之間的相處極其融洽,大家會在課餘、中午時分,齊聚在教師聯誼室共進午餐、討論交流。在學生的部分,我發現臺北大學學生也都能夠尊重師長,在求學之餘,也與師長們有著密切的互動。儘管我只來到臺北大學一段不長的時間,我便和許多同事與學生們培養出深厚的情誼,並萌生對於臺北大學極為濃厚的認同!

目前我曾開設的課程包括學士班的「社會研究方法」、「社會研究方法實習」、「質的研究法」、「社會問題」、「集體記憶與社會認同」以及「Social Problems」(英語授課)。碩士班則曾開設「集體記憶與社會認同」與「社會學理論」。碩專班則開設「社會學研究實作」。如同前面所提及的,在美國博士班期間我便累積了一定的教學經驗,其實對於教書並不陌生,但當真回到台灣以自身的母語教學時,每堂課仍舊戰戰兢兢的備課,我的努力目標毋寧是讓學生和過去的我一樣,感受到社會學的豐富滋味。除了教學外,我目前擔任的是系上的系圖書委員,這可以說是系主任給我的福利,因為我的研究興趣廣泛,常有許多五花八門的書籍想購置與涉獵,因此系主任特別交付我選購系圖書的任務。

另外,我也開始投入研究生的碩士論文指導,可能因為我喜愛的研究素材較為多元,因此目前有六位指導學生,大家都正投入不同主題的研究中,包括劈腿、地方認同、二二八事件、逢中必反、超商店員、職棒球迷的記憶與認同等。這還不包括我的天字第一號指導學生,她已於數月前順利完成一本討論「西餐妹」的污名與認同的碩士論文,並取得學位。

在學術研究的部分,除了持續申請科技部的研究計畫補助,以延續我對於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的研究興趣外,我也同時進行栽進多個與公共審議相關的計畫案。其中包括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的「三峽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試辦計畫」、文化部委託的「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以及藥品查驗中心所委託的「新藥納入健保給付的社會價值選擇和公民參與機制前置規劃」。另外,我則是以陪伴老師的身分,協助台北市大安區公所辦理參與式預算。儘管這些以推廣審議民主為核心精神的計畫案,經常讓我的行程表總是塞得滿滿的演講與培訓形成,但工作狂的個性讓我對此甘之如飴。且每每看到來參加的一般民眾開心討論的狀態,總還是不免由衷的感到激動和萌生成就感。未來,我希望能夠開始結合我對於認同、劃界、分類的這些研究領域興趣,開始有系統地討論公共審議在台灣的推廣經驗。換言之,將我過去未曾結合的生活領域加以串聯,讓推廣公共審議的那個我與學術研究的我做更清楚的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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